东晋十六国时代, 北中国的文化中心由中原移到了五凉 治下的河西地区。这个时期河西地区文化事业持续发展,不断进步,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不仅如此, 河西文化对当时和后世中国文化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 对江南的影响
五凉时期河西继承、保存了一部分中原的文物典章,借鉴、吸收了西域文明,这对江南王朝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某些 实际影响。西晋亡后,南北隔绝,动乱中北方的司马氏王室和 大部分世族士大夫仓惶渡江南下,投靠了东晋王朝,他们来不及将中原的图书典籍、礼仪制度毫不遗漏地带至江南;一部分中州士民在洛阳、长安二京先后失陷之时,避乱到了凉州, 受到凉州刺史、前凉政权的奠基者张轨的妥善安置。这样, 原先在中原保存的文物典章有的就转移到了河西,而在江南失传不存了,后来才从河西辗转回到江南。这方面的事例不少。比如,汉以来的旧曲《清商三调》,是华夏正声, 乐器形 制、歌章古辞皆被载于史籍, 为历来的中原朝廷所采用演奏,但西晋亡后其音分散,较完整地保存于河西; 而在江南雅乐之举长久不得修复, 直到前秦灭前凉后转入关中, 接着刘宋武帝平关中因而再传至江南。又如, 北凉后期河西和江南刘宋王朝奉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有记载, 其中很有价值的西晋以前的古籍, 如《亡典》、《魏咬 》、《周稗 》, 在江南已无法看到; 也有河西人士的著作, 如《十三州志》、《敦煌灾录》、《甲寅元历》、《凉书 》等,是江南没有的。河西政权这样大规模地向江南政权奉献图书的事例, 在北方十六国时代乃至其后的北朝时期都是绝无仅有的。其实, 除了《宋书 》的这一具体记载外,江南从河西还得到过 其他典籍著作。比方曹魏时刘助所撰《人物 志 》十二篇,是记述当时士大夫品评人物、论辨才性异同的情形的,是一 了解魏晋玄学的重要著作, 但它在中原和江南已流失不传了, 只是由于河西大学者刘炳为它作注, 才得能在河西保存下来, 后来传至江南,载录于史籍, 流传至今天, 从而使后人得以从中知悉中华学术史上这段论辨之详的。再比方五凉时期河西文人的作品, 有不少传至江南, 前述《宋书》所载的河西政权奉献的154 卷典籍中, 就有8卷《谢艾集》;后来南朝 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两处提及五凉作家的创作,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提到的作家有谢艾、张骏和王济等, 可见不仅谢艾的作品在江南能够看到, 而且最少是张骏、王济的作品在江南也可看到。 象刘勰这样的著名评论家在他的论列里对当时北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很少举例提及, 独河西、五凉文人的创作受到他的重视, 给以较高评价, 可为特例。这至少说明, 五凉文人的作品传入了江南, 并产生 了不小的反响, 刘勰的评论和后来《隋书·经籍志》载录了凉文人谢艾、张骏、李暠、刘炳的文集,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说, 江南王朝恢复汉文化的过程中, 接受和吸收了河西五凉的不少文化成绩。这是我们在讨论河西文化对江南 文化发生影响时, 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由于中原战乱割据, 中西交通隔阻不畅, 而河西地接西域, 并对西域诸邦实行有效的管辖, 因而西域文明这时直接输入河西, 与华夏传统文化相碰撞, 相互吸引消融, 形成了河西文化的地域特色。这一优势是江南所不具备的。江南文化中的西域成分也是由河西输送的。比如前举刘宋时入南的《清商》雅 乐, 早在凉土时就掺入了西域音乐的成份, 增进了西域乐器, 这一吸收融合直接在河西完成, 直接影响于江南。再比如佛教传播,由于凉土僧人南下江陵、建康, 带去并译出大量佛经典籍, 大乘学与江南正盛的玄学相互发明, 辩论义理又增 添了新的内容。西晋以后, 凉州至江南的交通多经巴蜀、江陵,江南佛教的传播与凉州僧人的南下,关系极大。慧览、 僧印、于道邃、道挺、智严、宝云、沮渠京声等, 都先后在江南停留, 译经授禅。西域著名禅师觉贤, 就是凉土僧人智严、宝云从娜宾请至河西, 行至长安, 后抵建康的。他们一起在江南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 对江南禅法流行有很大贡献。因此, 江南所受西域文明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是先经河西而后传入江南所致的, 从音乐和佛教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 对关中的影响
河西五凉文化对当时北方特别是对关中文化的复兴进步,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前凉时敦煌籍僧人单道开为后赵所得, 送达邺城,受到石虎器重, 得到中原名僧佛图澄称誉, 他身旁弟子众多, 河西佛法传播中原, 跟他到达后赵的活动有一 定关系。另外, 这个时期先在河北居留后移到襄阳长安的博学高僧释道安, 曾竭力搜集佛经典籍, 从凉土辗转获得《首 楞严》、《须赖》、《光赞》、《渐备》四经, 他晚年还记录了59 部79卷之多的《凉土异经录》,这说明寝逸凉土的译经典籍数量不少, 因而引起道安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至于割据关中的前后秦政权先后攻灭河西的前后凉后,从河西带走大批的宗族士民,包括一批在中原动乱中避难西逃的中州士子, 关中文化事业的恢复发展, 是直接受益于河西 的。比如河西大儒胡辩, 据《晋书·姚兴载记》讲, 大约是 在前凉亡于前秦时从河西到了关中, 其后前秦之末东徙洛阳, 关中弟子千余人要求前往求学,得到后秦姚兴的准许, 关中儒风因而兴盛。再如关中佛法的弘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凉土僧人的东下。被誉为“译人之宗”的竺佛念和其他西行求法返回的凉土僧人慧常、僧纯、智严、宝云等人, 都先后东下长安, 译出了众多的经典。当时长安和姑藏 (今甘肃武威)是北中国佛经翻译的两大重镇。参与译事者中, 姑臧自不必说, 即在长安也是凉州僧人居多。除了凉州本土僧人外, 在长安还有从西域而来的高僧, 他们中有的就是先 在河西稽留学习,受过汉文化的熏陶哺育的。译经300余卷, 名扬后世的鸡摩罗什就属于这种情况。他随吕光大军由龟兹来到凉土, 与后凉政权存亡相始终,在姑臧居留17年(公元 385—401年)之久。长安译经始于法护,盛于道安, 经佛念 而至鸿摩罗什称为极盛。法护、佛念都是凉州僧人,道安、鸠摩罗什的情况如前所述, 又都与河西文化结有前缘。所以, 关中佛教传播在北方声名日隆, 这是跟凉州佛法东传和凉土僧人东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对北魏的影响
河西文化对北魏统一北方后的文化建设和汉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魏政权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 它的文化并不发达, 直到公元439年灭北凉后, 大批河西人士来到平城 (今山西 大同), 才推动了北魏文化的发展进步。所以胡三省在《资治通鉴 》卷111中有注语曰:“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魏书 》卷52分别给十来位凉州学者立传, 它卷还有在河西学有所成的中州籍人士程骏、常爽、江式、裴佗、王氰等和南凉秃发氏后裔源贺的传记。这些人士入魏后受 到北魏政府的格外礼遇, 成了北魏文化界的中坚。他们讲学 授业(如索敬、常爽), 著书修史(如张湛、宗钦、段承根、 阴仲达等), 或进入北魏政权“ 官班文省”(如程骏、江式、源贺、王叙等), 将河西文化带到了北魏, 推进了拓跋 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进程, 对后来中原的文化复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魏统一北方之初, 其文化教育领域各个方面的活动, 都吸收了河西人士参加。河西文化对北魏初期的文化建设所起的作用, 可以说举足轻重。北魏的历法, 原先实行的是“景初历”。 这是曹魏时杨伟所造, 一直使用了200多年, 在闰周的计算上闰数嫌大了些 , 使用过 程中人们逐渐发现 它不够精确。北凉时敦煌人赵喊所撰《甲寅元历 》,改订闰周,以211/600的比率取代早先的7/19的比率, 称为“玄始 历”;北魏平河西因得赵喊修定的“玄始历”, 认为它精密科学, 遂代替了“景初历”。北魏的音乐, 据《隋书·音乐志》载, 主要取自五凉时期河西流行的胡声新曲。大致经过是: 吕光从西域龟兹国班师返回到河西建立了后凉, “龟兹 乐”也带进河西流传;后凉亡后,“ 龟兹乐”分散至中原, 在河西, “龟兹乐”经过变易改造, 命名为“秦汉伎”; 北魏平定中原获得“龟兹乐”, 又平河西获得“ 秦汉伎”,改称“ 西凉乐”。“西凉乐”、“龟兹乐”遂成了北魏朝野 受欢迎 的流行音乐。 至于北魏盛行佛教的活动与凉州的关 系更为密切, 北魏灭北凉后, 沙门佛事俱东,由凉州到达平城的河西僧人玄高、慧崇、昙耀、师贤等, 对北魏佛事的影 响很大: 玄高入魏后受到太武帝的敬重, 太子晃事玄高为师; 慧崇作了尚书韩万德的老师, 师贤在文成帝即位后任道人统; 昙暇为太子晃知礼, 后继师贤任北魏沙门统, 他主持开凿了 云冈最早的五个洞窟。还有, 北魏的都城修筑也受到了河西新规制的影响。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 营建洛阳新都的规划 出自李冲之手,而李冲作为西凉李暠的后代, 主持建洛阳都城时, 参照河西的都城建筑形式和格 局, 一反旧制, 作了宫位于北而市置之南的大胆改动, 而宫北市南的布局正是河 西都会姑臧城前凉时增筑形成的。
总之, 由于河西文化对北魏统一北方之初的典章制度发 生的多方面深刻影响, 北魏政权的文化进步和后来的汉化改革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第四, 对隋唐制度的影响
隋统一中国后, 河西文化作为重要一源, 逐步加入了隋唐统一混合的文化之中,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继续发生着重要 的影响。对此,陈寅格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 特别作了详细的引证和论述, 强调指出:“ 秦凉诸州西北一 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 下开(北 )魏 、(北 )齐、隋、唐之制度, 承前毕后, 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具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 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河西文化成为大一统隋唐文化三个源头之一的北魏北齐文化的一支派。 陈先生以为,这是前人所没有深切涉及到的重要环节。于是他在书中作了充分的论列。其观点概括说明如下:
1、自东汉末年中原纷乱后, 即魏晋以来,传统的章句儒 业学术中心已不在京邑公立学校, 而逐渐向西北转移,向家族转移, 这两大转移是一个总的趋势。
2、从地域来讲, 五凉百余年间, 河西相对稳定的政策、经济形势, 保证了家世之学的传延和学术儒业的因陈, 中原失传学术旧说赖此一方保存。河西文化即“ 魏晋文化 在凉州之遗留及发展者”。 这一 点是对五凉时期河西文化 的总体估价。笔者前此写成的《简析十六国时代河西为北中 国文化中心的原因》(见《社科纵横 》1991年第1期) 一文, 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
3、从家族而言, 五凉之后, 北魏北齐以至隋唐, 在礼仪、 职官、刑律、财政等领域,以及都城建筑等具体方面, 河西文化继续发生作用、产生影响的表现, 要从家世之学承 续传代中寻求答案。五凉时期的河西士子和避难而来的中州士子后来入魏, 他们的子孙后代多有卓荤才干的记载, 那正是家学渊源起的作用, 也就是河西文化影响后世制度的证据。这方面的史籍资料, 陈氏大量引用, 稍加评论, 以证其说。读者有兴趣不妨一阅。
综上所述,五凉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时间上讲, 发生于当时当世,延及至后世各代。从地域上讲, 近处的二 秦所辖关中、秦陇之地, 远处的江南文化之乡、代北草创之邦, 都或多或少吹进了凉土华风; 从涉及的领域来说,举凡学术、文学、佛教、教育以及音乐、建筑等方面, 诸如礼仪、刑律、职官、财政等制度, 后来的中国南北或大一统帝国均受惠不浅, 从河西文化遗传中借鉴吸收了有益的东西。（文/赵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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