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造新泉是中国古代凉州（即今武威）铸造的钱币。其钱形薄小，篆文直读，钱径约在1.8—2.2厘米之间，重量在1.4—2克左右；有内外廊，文字瘦小端正，疏密匀称。它是近世钱币界所瞩目的十分罕见的钱币之一，学术界被钱币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钱币宝库里的一颗明珠”。造新泉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当时凉州的货币经济、通流状况及中国货币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繁荣丝路货币，宣传甘肃乃至中国发挥了作用。1992年《丝路名城武威出土的凉造新泉》作为中国钱币研究论文，第一次参加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尔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国际钱币研究大会，会上中国代表进行了交流，得到各国钱币专家的好评，引起世界钱币界的关注。

 

历史上因各种史志均无记载，传世的数量也极少，所以一些钱币收藏者辗转得之，“往往视若拱璧，秘不示人”。对凉造新泉的铸造年代，史料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从近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未能定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凉造新泉出土实物不断出现，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甘肃武威市城及西营乡宏寺村曾出土了几批十六国时期的窖藏货币，现藏武威市博物馆。通过对几批货币进行整理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对凉造新泉的出土、铸地、铸造时间、流通范围、版式等有了初步的进展。同时，在这一方面，发表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学术论文，在钱币研究学术方面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及关注。但就此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本文拟根据这些出土资料及其他一些相关史料就其铸行年代略作探讨，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凉造新泉的首次发现与出土情况

清朝嘉庆十年（1805），刘师陆（号清园）在凉州首次发现了3枚“凉造新泉”，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重要发现和重大收获，开启了人们对历史学及凉造新泉的重新认识，为钱币学及钱币研究增加了新内容。

1972年西安何家村唐窖藏发现1枚凉造新泉。研究者认为：物主邠王李守礼，是章怀太子（李）贤之第二子，章怀太子曾接任过凉州大都督，此枚铜钱当为在凉州任都督时收藏；1983年《中国钱币》首次年会上披露。

1984年3月武威城东关修污水管道时出土一批铜钱，部分铜钱被民工及周围观看群众拿走，下剩部分武威市文管会收回，其中发现3枚凉造新泉；“被围观群众和民工拿走了一部分，这些铜钱，有武威个人收藏的，也有流散到外地的，其它名称的货币无法统计，仅“凉造新泉”一币，据目前所知的就有9枚之多”。1989年10月甘肃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本市西营乡宏寺村三队南约五百米修水渠发现古钱窖藏一处，共清出古钱币约90余斤，17000多枚铜钱，其中发现凉造新泉8枚。1990年又在这里出土铜钱60余斤，13000多枚，其中发现凉造新泉10枚。在武威几次发现十六国时期的货币共3万多枚，仅凉造新泉数十余枚，这是这一时期钱币研究的重要收获和重大的发现。

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2万枚，同时出土钱币及凉造新泉1枚，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89年，在宁夏盐池兴五营旧城子附近发现的10余枚古铜钱中，其中有凉造新泉1枚；相继又在甘肃临洮、敦煌及新疆和阗等地均发现有凉造新泉出土。从以上情况看来，凉造新泉的出土地点及流通范围在陕西西安、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武威、临洮、敦煌及新疆和阗、宁夏盐池等地。但从出土凉造新泉的众多地区来看，武威（凉州）出土的最多，认识趋向一致统一。据不完全统计，现收藏凉造新泉单位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甘肃钱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等。武威市博物馆收藏有20多枚，是目前保存凉造新泉最多的收藏单位。

二、凉造新泉的诸多争议与研究状况

1.清代及民国时期

著名金石古泉学家刘师陆，山西洪洞县人。生于清乾隆晚年，嘉庆廿五年(1820)进士。刘氏博雅好古，所藏金石古泉甲于一时。嘉庆十年（1805），刘氏集泉于甘肃凉州，曾有重要发现，得到了3枚“凉造新泉”，他怀疑是前凉张轨所铸。遂请教著名钱币学家翁树培，得到翁的肯定。李佐贤《古泉汇》：“刘青园有3枚，俱得于凉州”。由于当时的凉造新泉存世极少，对于钱文的识别尚存歧义，叶德辉就坚持认为是“凉造制泉”。在《古钱杂咏》卷二：“辉（叶德辉）按：此钱文曰‘凉造制泉’，大如五铢，余藏有此品……盖篆文漫漶，误认为‘新’，余藏者字划明朗，实‘制，字也。” 钱币学家戴葆庭对于它的铸造时代究竟是新莽还是前凉，持存疑态度。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因时代的局限，钱币学者和研究收藏家大多是争奇斗艳，追求所谓的“珍品”为目的，而对这些珍品的出土经过未能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综合研究，使这些珍品变成了“孤品”。

民国时期，《泉币》第一期、第九期分别对当时所收藏的凉造新泉作了介绍。据专家估计，建国前流散于国内外收藏家手中的约有30多枚。凉造新泉的记载见于《吉金所见录》、《古泉汇考》、《春草堂钱式图》、《沐园泉拓》、《东亚钱志》、《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录》等钱币学书籍著作。

日本钱币学家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将此钱归入新莽时期；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载有其学生金品元所编《古泉目录》，即援引奥平昌洪书中的观点：“此钱形制、书体、铜质皆酷肖莽之货泉，当为新莽时凉州窦氏所铸，又此钱皆出自凉州，可证。”（系金氏译文）将“凉造新泉”列入两汉货币。在《古钱大辞典》再版时收录，反映出丁福保本人对此持认可态度。不过，丁福保《古钱学纲要》又将“凉造新泉”列为晋代货币），表明其态度转变，又倾向于前凉。

2.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有了空前发展，钱币学、货币史的研究，也通过采集或发掘获得大量珍贵可靠的资料。因为有出土地点、地层和共存物作依据，在推断钱币的铸造年代及其流通范围有了很大进展，逐渐摆脱了旧古钱学“以钱论钱”的影响，填补了很多前人无法涉足的空白领域，对于凉造新泉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深入。1958年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的版中也未将此钱收入，在论述这一时期货币时仅提到“丰货”与“汉兴”钱；到1965年版时，始增入“凉造新泉”，而且断代语气并不肯定。1984年《中国钱币》第4期首次报道了1972 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一批窑藏中发现了1枚凉造新泉，研究者认为是前凉所铸，章怀太子曾任过凉州大都督时收藏。

近年来在甘肃武威连续三次出土前凉时期窖藏铜钱，数量皆在3万多枚，不过其中虽包括“凉造新泉”，但数量很少。1984年在武威市城东关出土的窖藏，除撒失的外，2000多枚货币中，“凉造新泉”仅有3枚，最早为秦汉半两、两汉五铢、王莽货泉、大泉五十、三国直百五铢以及后赵石勒“丰货”钱。1989年10月在武威西营乡宏寺村发现的1万余枚古钱中，仅有8枚“凉造新泉”，其余80多个品种大部分为各式五铢钱，以及秦半两、西汉半两、新莽货泉、董卓小钱及三国货币等，还有后赵的“丰货”、成汉的“汉兴”。1990年4月，甘肃省武威市西营乡村民在修渠道开挖工程中，发现了一批窑藏货币。共计60余斤，14000多枚，“凉造新泉”仅有10枚，除两汉、王莽时期的货币外，有三国的蜀五铢、直百、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后赵的“丰货”、成汉的“汉兴”钱。根据以上出土情况，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其中的别种五铢是前凉时期铸造的，但目前还未得到普遍承认，而且这种五铢的数量也很少。因此，前凉虽然铸造货币，但数量不大，在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汉魏以来的旧钱，品种繁多，轻重不等。还有，同时期其他政权的货币出现在前凉统治区，说明彼此间显然存在着贸易往来。

总体来看，对于凉造新泉的研究，此钱为凉州所铸，史学界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因为它大都发现于凉州，因此主要流通范围也在十六国时期前凉所辖地区，并且钱文明确铸有“凉造”二字，所以凉造新泉应是代表地名“凉州”所铸的钱币，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对于它的铸造年代，史学界有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几种观点：

一种认为是十六国时期前凉张轨及其后人所铸。其理由是：《晋书•张轨传》有记载，“索辅谏言于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断凉造新泉为前凉张轨铸；也有人认为张轨曾铸另外一种五铢，是误解了史书的语句。但在用钱之后，他自已的政权或是统治下的人民铸造五铢，却是有可能的，遗留下来的凉造新泉，可能是张轨的后人所铸。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凉造新泉的版别及其断代》。

另一种是沿用日本学者奥平昌宏的观点，认为凉造新泉是王莽时期凉地所造或是东汉初年窦融所铸。其主要依据是：1.凉造新泉的形制、制作、书法皆酷似新莽的“货泉”；2.凉造新泉形制、文字与新莽“货泉”如出一模；3.凉造新泉之“新”字乃记莽之国号；4.凉造新泉为莽时凉地所造。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甘肃省河西地区凉造新泉的发现与研究》。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凉造新泉”,则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时期所铸。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是《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铸造时代》。

 

三、凉造新泉的铸行年代

1.凉造新泉”为前凉铸行

根据考古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武威城东关、西营宏寺村等三处窖藏出土了十六国时期的大量货币。这三处考古发现的资料明确显示了凉造新泉所铸的时间及流通范围。通过对这些钱币的系统整理研究与科学综合分析，对凉造新泉的铸行、流通区域和使用年代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认识。这三处窖藏钱币，从伴随凉造新泉同时出土的其它货币来看，内涵基本相同。上限起于秦汉半两，下限迄于后赵丰货或成汉汉兴钱(丰货铸行于319年至351年。汉兴铸行于333年至343年)，其中宏寺村窖藏，钱币出土时没有发现窖藏器皿和防护措施，可能与当时战乱有关。看来钱币的主人是在临战前夕慌忙之中，匆匆埋入地下的。根据这一时期前凉境内发生的战乱史实分析正是：“张骏病故，张重华年幼继位，后赵石虎企图乘机灭掉张氏政权，多次派兵攻打凉州，但最终都被前凉大将谢艾击败。公元353年，张重华在位六年病死，张祚杀其侄张曜灵篡位，深恐众臣不满，采取镇压政策，爆发内乱。公元355年，宋混率军队包围姑臧(今武威)，城内的张琚等人策应，姑臧城很快被攻陷，张祚被部下杀死，袅首示众。因此，这两处窖藏钱币埋入地下时间，应在前凉建兴三十四年(346年)至四十三年(355)年。”这一时间正于这几批货币流通的的时间很吻合。而凉造新泉有正是这一时期流通的货币中出现，这就对凉造新泉的断代有了新的进展，有了明确的期限。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依据：凡伴随有凉造新泉出土的货币窑藏，均有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铸造的“丰货钱或后汉李寿铸造的“汉兴”钱。由此可以肯定，凉造新泉的使用下限期不晚于前凉时期。这为研究凉造新泉的铸行年代及流通区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可考的根据。因此，可以肯定凉造新泉为十六国时期前凉（300——376年）铸行。钱文“凉”，即代表地名“凉州”，又代表国号“前凉”，是代表地名与国号所铸行流通的货币。

从已经几次出土的“凉造新泉”的版别来看，式样、大小与重量的差异，显然是多次铸造的。一般将其分为大、中、小多个版别，大样钱径2．05—2．20厘米，重2克；中样1．80—2．O0厘米，重1．3—2．0克；小样直径1．10—1．70厘米，重1．10—1．25克。篆书，直读，正、背面均有内外郭。研究者认为：“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循序递进，集中表现为钱体的减重、形制的缩小，是币值由标准化向着非标准化的逆动” 。同时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凉造新泉为张重华所铸，“从张轨复兴五铢开始，历经张寔、张茂、张骏两代三主，到张重华（349一353年）被凉州官吏推为‘凉王’时终至，时间约有40余年，这期间正是由前凉肇基向着鼎盛时期演变，社会经济日益繁荣，行钱铸币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分析和说法是由其一定根据几道理的。

另外，从凉造新泉的出土地点及流通范围来看，在陕西西安、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武威、临洮、敦煌及新疆和阗、宁夏盐池等地，正是这一时期前凉的版图范围及周边地区。凉造新泉为什么在武威出土的最多？这是因为当时前凉的都城治所是在武威郡（今武威市城）。由于凉造新泉在此铸行，所以在武威发现的这一时期货币中，就其数量较其他地方较多。也是凉造新泉在这一时期铸造的有力证据。

2.窦融没有铸造凉造新泉。

在2005年 “中国北方地区钱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主张窦融铸行凉造新泉的文章说：“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今咸阳西北)，其祖上为显赫的窦氏家族，《后汉书》有传。王莽当政时，窦融曾为波水将军。州之地，可能铸造凉泉”。其主要根据还是沿用了日本学者奥平昌宏的观点。文中还提到武威旱坡滩汉墓被盗，出土有凉泉（指凉造新泉），流散后被追回10余枚，现存武威地区博物馆，但此并未被作者作为主要论据。而这一出土情况未见于正式报道，也未见其他学者引用。实际情况是：根据武威市博物馆调查，武威地区博物馆仅保存的8枚凉造新泉实为1989年10月在武威西营乡宏寺村发现的1万多枚前凉时期流通的古钱中拣出的，不是从武威旱坡滩汉墓被盗出土的。从目前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凉造新泉还没有在墓葬出土和发现。因此，这一说法不真实。

纵观我国货币史的发展及铸行史，从秦统一货币到三国时期所铸行的货币，都是代表国家及朝庭政权铸行货币，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发现有那个地方政权铸行过货币；而铸行的货币名称，也都是以重量单位命名的，如“半两”，“五铢”等。西汉新莽政权时，铸行“货泉”、“布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幼泉二十”、 “么布二百等等，虽然没有以重量单位命名，但发行的货币也还是代表新莽政权铸行的。至于货币名称没有以重量单位命名，这一方面是当时币值改革的需要；另外也可能是王莽新政权的建立，以似不同，标新立异。但铸行钱币都是代表新政权，而不是地方政权铸行的货币。因此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地方政权铸钱的先例。而窦融当时作为一个地方统治者，从中国货币史的发展及铸行来看，西汉末年的窦融是不可能代表地方政权铸造凉造新泉的，汉政权也不可能以凉造新泉为名铸造货币。而窦融代表当时汉代政权铸造五铢钱的可能性很大。

西汉末年，民族矛盾激化。王莽篡位后，窦融被部下拥戴推举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割据河西。王莽失败后，窦融被更始帝刘玄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很有政绩，受到了河西人民的拥护。更始帝失败之后，窦融归附光武帝刘秀。“时天下大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成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这一时期，居延汉简资料显示，窦融整顿币制，恢复货币经济，恢复货币经济和整顿币制已成为窦融的头等大事，铸行五蛛钱首先提到议事日程。铸行五铢钱首先提到议事日程。陈悟年先生根据居延破城子遗址出土汉简，弥补了窦融铸币的缺憾。阐明了窦融铸行五株的全过程，“先由大将军使者与太守议定设作五铢钱，再令县官铸作钱。这种钱是“令应法度”的货币，可称作窦融五株，究竟什么样式?有待进一步考证。所谓“法度”货币，就是它的成色、重量和制作，必须符合窦氏政权颁布的标准。窦融铸行五铢应是建武六年至八年的事”。但这种五铢钱也是代表汉光武帝铸造的钱币。

凉造新泉是代表“凉州”地名或“前国”国号所铸造的货币，从秦统一货币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所铸货币来看，到三国时，蜀汉在四川犍为铸的五铢，背有“为”字，称“犍为五铢”，这是我国方孔钱中铸地名最早的钱。以后东晋时后汉李寿才铸有“汉兴”，为我国最早的年号钱。凉造新泉为这一时期铸造的钱币，“凉”字有两个含义，其一代表地名凉州，其二代表国号前凉，可是这一时期铸造的方孔钱中，以国号铸钱的还没有，而以地名铸钱的已经开始出现，为此凉造新泉应是代表凉州地名所铸的钱。确定了凉造新泉所铸地点以及是代表地名凉州所铸的钱，这为我们研究它的铸造年代又有了根据。据史书记载：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置凉州，以姑臧(今武威)为州治，这是武威为凉州的开始。由此可见，凉造新泉的铸造年代不可能是距前凉300多年前的窦融铸行，而应是220年以后的前凉张轨及其后人（300—376年）所铸，张氏王朝建都凉州，国号称“凉”，铸凉造新泉，与这一时期以地名铸行钱币的历史状况也是一致的。因此，凉造新泉的铸造年代应该为十六国时期，绝对不能早于这一时期。

另外，从其他考古资料来看，在武威三国及两汉时期发现和出土的窑藏钱币中，均未有一枚凉造新泉发现。1959年武威磨嘴子31座东汉时期墓座中出土铜钱1199枚，1969年10月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30000余枚货币，而这些货币中却竟无1枚“凉造新泉”。由此可证，王莽时期河西窦融没有铸行凉造新泉。

3.北凉不可能铸行凉造新泉

主张北凉铸造凉造新泉观点的文章，仅从文献记载的角度，分析了史书记载前凉的奠基人张轨为发展经济，是复行五铢，并没有铢造钱币；前凉建国后，其后人因孝忠晋室，缺乏铜等原因，也不可能铸造货币。文章还提出一些假设，未考虑数处出土凉造新泉的窖藏已被认定为前凉时期的事实，否定凉造新泉是前凉张轨及其后人所铸，缺乏说服力。进而又肯定凉造新泉是北凉王沮渠蒙逊所铸。其主要理由：一是关于沮渠蒙逊铸钱所需铜料来源应怀疑；二是蒙逊玄始二年与钱币有关之事：“蒙逊母车氏疾笃，蒙逊升南景门，散钱以赐百姓。”可能就是铸造的凉造新泉。铸造的凉造新泉是“厌胜驱邪”而铸造的钱币。离开了考古资料凉造新泉流通使用的事实，而用史书上一些点滴记载为由，提出凉造新泉是北凉蒙逊为厌胜驱邪所造的钱币，实在是太牵强附会了。

北凉是397年后凉的尚书段业背叛吕光建立的地方政权，初定都建康（今张掖高台县）。401年北凉部将沮渠蒙逊（匈奴族）杀了段业，自称凉州牧，张掖公，迁都张掖。412年，沮渠蒙逊灭南凉，建都于姑臧（今武威），称河西王，改元玄始。433年蒙逊卒，其子沮渠蒙健即王位，439年被北魏所灭。从前凉灭亡（376年）到沮渠蒙逊412年迁姑臧，中间经历了在姑臧建都的后凉（386—401年）、南凉（397—414年）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到433年年蒙逊卒，他在凉州共22年。从前凉典基人张轨314年卒，其子张寔即位，建立年号“永安”，史家把张寔作为前凉的开始，到蒙逊建都凉州（412年），这时间相距近100年。从武威考古发现的几处十六国时期的窖藏货币整理情况显示，窖藏年代的下限年代不晚于前凉的灭亡（376年）时间，这就确定了北凉沮渠蒙逊不可能铸行凉造新泉。如果凉造新泉是北凉蒙逊铸行，怎么能在前凉时期的货币窖藏中出现？

另外，据记载，与前凉同一时期铸造货币的有后赵石勒，319年铸行“丰货”；成汉李寿338一343年间铸造“汉兴”钱，在武威考古发现的几次窖藏货币中与凉造新泉一起出土。相反在北凉时期，与北凉同一时期铸行货币的有匈奴族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419一424年铸造“太夏真兴”，南朝刘宋文帝430年立铸署，铸行的“四铢”钱，在武威考古发现的几次窖藏货币中没有发现1枚。这就肯定了武威考古发现的几次窖藏是前凉窖藏，而不是北凉遗物。凉造新泉可以肯定是前凉铸行，而北凉沮渠蒙逊不可能铸行凉造新泉。

在五凉统治河西长达130多年的历史中，前凉统治时期最长，从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到376年张天锡投降前秦，长达76年。前凉统治时期，为政宽和，经过几代人励精图治，社会安定，人民富有。相比之下，在整个五凉时期的社会经济中，前凉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前凉张氏四世忠于晋室，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同晋王朝的联系，得到了晋朝的支持。314年，张轨卒，其子张寔继位。张寔虽然建立了年号，曾多次出兵援晋，但未能挽回局面。张寔死后，其弟张茂趁前赵败于后赵的时机，又出兵东击，力图恢复晋室。张茂死后，张骏也曾遣使绕道四川，奉表建康(今南京)请求东晋派兵北伐，以恢复晋王朝北部河山。由于前凉几代效忠晋室，在经济上也还可以谋求和晋取得联系，得到晋的支持。因此，这一时期流通的货币，三国、两晋的铸币占有一定数量。因此，几处窖藏的前凉时期流通的货币与晋王朝的货币基本是一致的。同时，为了进一步繁荣贸易，发展经济，前凉铸行五铢、凉造新泉，通行各地，影响深远，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前凉与后赵、蜀汉之间的战争及经济往来，丰货、汉兴钱也出现在货币流通之中，为发展经济起了很大用。

 

其他四凉，均建国时间短暂，在此之间，相互攻打，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破坏，因此不可能铸钱。其流通的货币仍以前凉时流通的货币为主。这一点从其他出土实物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在敦煌晋墓和武威晋墓（前凉时期）出土的货币，数量之多，品种繁杂，反映了前凉时期的社会经济及货币流通的发达。相反，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的墓葬，均为西凉、北凉时期，几座墓内随葬的货币仅有5枚五铢和一枚货泉，从墓葬随葬钱币的多寡可以分析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货币和流通的状况。因此，从凉造新泉出土的版别分析，它确实是一种流通的货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基础上，为繁荣和促进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代表地名或国号铸行的货币。而不是所谓的赏赐、庆贺或“厌胜驱邪”而铸造的钱币。（文/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