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地区归入西汉版图，自此以后历代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对河西的经营与开发。自两汉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逮及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再次出现,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河西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再次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作为河西走廊东端门户的凉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备受统治者青睐。唐朝政府从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对凉州的经营。

  一、唐前期政府积极经营凉州的原因

 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三大流域之一的石羊河流域,是从中原进入河西的第一个军事重镇，其所在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由南向北依次形成西南部山地、中部高平原和东北部沙漠三大明显地貌单元。有利的地形地貌,加上祁连山冰雪融水的灌溉，使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之区。在纳入中原版图之前,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匈奴族就曾在此繁衍生息，及至归汉以后，历代中央政府又多在此大力推广农业，使该区具备了进行多种经营的历史基础，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从军事战略地位来看,凉州位于石羊河绿洲腹地,对其实施有效控制便可以控制整个石羊河流域，也就有了进取河西的基地。文献对凉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多有评价，《元和郡县志•陇右道》云：汉时，凉州领河西五郡“隔绝西羌、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 明代重刻唐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载“其地接四郡境，控三边冲要”，《大明一统志》称道凉州的地理形势“河山襟带，为羌戎通择之路，环以祁连、合黎之山，侵以居延、鲜卑之水，凉州险绝，土地肥沃，万山环抱，三峡重围”，《读史方舆纪要》对凉州的重要地位作了高度的概括“山川险著，土田沃绕，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魏晋建置州镇,张轨以后恒以一隅之地，争逐于群雄之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凉州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显而易见，凉州成为唐政府控制河西、经略西域的基地,唐朝统治者不可能不重视对凉州的经营。

 从李唐政府本身来讲，其政权是在西魏、北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西魏、北周的统治政策也多有沿袭。西魏、北周之时,政治与军事力量的核心即是关陇集团，其中河陇 地主占相当比重。周齐相争之时,北周宇文氏就曾加强与河陇士族地主的联系，敦煌士族令狐整“世西土冠冕，以国难未宁,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两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遂赐宇文氏,并赐名整焉。宗人二百余户，并列属籍”，关中士族地主与河陇士族地主的这种历史渊源关系至唐进一步加强，唐朝的统治中心即在关陇。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唐代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西北边疆本重于东北，至玄宗之世对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于西北则采取积极进展之政策”，“凉州西控西域，北控回纥，南控吐蕃.为自陇以西之军政重镇”,唐政府实施这一统治政策的关键环节应当是对凉州的控制与经营。凉州遂成唐王朝经营河西和西域的基地。王永兴先生说“唐代经营西域的方针政策多为太宗所制定：以凉州为经营西域的总部,以西州为前沿根据地,以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为前方指挥机构。从凉州进至西州，从西州沿银山道经焉耆进至龟兹，形成自经营西域的总部到前方指挥机构的大动脉。”

 可见凉州的自然条件之良好，战略地位之重要是引起唐朝政府重视、对其进行积极开发经营的关键原因。唐前期统治者先是以凉州为指挥基地或围绕凉州对一些威胁凉州安全的少数民族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又积极进行行政建制的设置，在巩固统治之后，又积极进行屯田开发,对当时社会和凉州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唐前期政府对凉州的经营

 正如前述,唐前期政府对凉州的经营是从对威胁凉州安全的少数民族的战争开始的。是时,不断侵扰唐王朝西部边地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吐谷浑和吐蕃。武德三年（620年）、五年（622年）、七年（624年）、八年（625年）、九年（626年）、贞观三年（629年），均有突厥袭掠河西的记载。富饶的凉州不可能不在这些游牧民族的侵扰之列。

 但是由于唐室初立.国力未固，关陇不宁,李渊父子还不能采取强硬措施。唐太宗曾说: “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李渊）以百姓故，称臣于颉利。”唐朝统治者真正开始积极进取凉州是从太宗时代开始的。

 唐太宗李世民一上台即欲革除弊端，巩固统治，他先赐“阴养士，交境外”的凉州都督李幼良死罪，再命宇文士及以中书令检校凉州都督。为抗击突厥,唐朝厉兵秣马，进行着积极准备。而此时的东突厥在政权内部的政治危机的同时又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此情况下，突厥颉利可汗孤注一掷,于贞观三年（629年）大举进犯河西，太宗派出大军分路出击,次年三月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败亡。东突厥余部此后又出现过几次较大的反复。高宗时期,还有“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凉州）城下，百姓苦之”的记载，但历经高宗、武则天两朝到玄宗之时,河西地区的突厥已很少再犯凉州。

 有唐一代对凉州安全构成威胁的还有吐谷浑。早在隋初.吐谷浑就不断寇略弘州 （治今甘肃临潭县西）、凉州等地。隋文帝杨坚登位的第一年，即命元谐、贺娄子干引兵出击,大败吐谷浑。炀帝时，吐谷浑王伏允又不断出兵扰掠凉州等地。及至唐初，吐谷浑屡次发兵掠夺松、岷、洮、廊等州。贞观九年（635年），太宗命李靖、侯君集、李大亮等分兵出击，大败吐谷浑，此后.史书中鲜有其掠夺凉州等地的记载。

 对于吐蕃,鉴于其势力强大,短时期内将其征服不太可能，唐朝统治者一开始采取和亲政策。唐太宗时曾以宗女文成公主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之和好。至唐高宗时期.吐蕃吞并了吐谷浑故地，并大败薛仁贵于大非川,于是“连岁寇边”,后又与西突厥勾结，出兵西域。武则天时期,凉州都督王孝杰率兵入天山，大破吐蕃。唐玄宗开元十六年 （728年）唐军屡败吐蕃，致“贼败，散走投山.哭声四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吐蕃西击勃律，玄宗命内给事赵惠琮赴河西观察，惠琮至凉州,假借圣后命河西节度使崔希逸攻 打吐蕃。“希逸不得已而从之，大破吐蕃于青海之上，……吐蕃自是复绝朝贡”。

 唐朝统治者在对侵扰西部边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以凉州为中心枳极进行行政建制的设置。《旧唐书》载：“武德二年（619年）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 甘、瓜、肃四州。凉州领姑臧、昌松、番和三县。三年（620年），又置神乌县。七年（624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贞观二年（627年），废神乌县。总章元年（668年）复置。咸亨元年（670年）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675年）为中都督府。……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武威郡，督凉、甘、肃三州。”与此同时，由于凉州对唐朝经略大西北具有重要作用，唐朝统治者对凉州官吏的委派、任用也是十分用心的，一直把一些著名的文臣武将任命为凉州的军事行政长官。如前所述的宇文士及，还有武后时期名将郭元振,以及玄宗时期的崔希逸、哥舒翰等,他们对唐王朝经营凉州起到过重要作用。

 可见,为确保边地安全，唐政府加大了凉州等地的军备力量,一时间“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唐制“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如此众多的官兵，政府必然要实行屯田。凉州处于河西走廊东端最大的一块沃野绿洲,不仅是西部较好的生存场地，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屯田畜牧的重要场所。河西纳入中原版图之后,历代中央王朝就多在此屯田放牧。唐王朝建立之后，凉州地区的屯田亦不在少数。屯田亦是唐初统治者经营凉州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如前所述，唐室初立之时,其西北边境面临突厥等的频繁侵扰，社会很不安定，经营开发亦受干扰,直到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灭亡之后,河西“始有农亩”屯田开发随即兴起。

 关于唐代凉州地区最早的屯田记载是陈子昂在武后垂拱年间（685 -688年）《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的奏折，其中记到凉州的屯田情况：“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其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陈子昂的这段话说明，武后执政之初凉州虽有屯田但规模不大。事实上,从唐立国开始至太宗、高宗之世,唐王朝主要精力放在征讨突厥、开拓西域上，对包括凉州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主要是加强防务、进行行政建设。至武后执政后期，国力更加强盛，屯田事业大有发展。 长安元年（701年）拜名将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一职，其到任以后辛勤治理、屯田积谷,使凉州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数年登，至匹縑易数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及至玄宗之时，凉州地区屯田数量大为增长。据南宋本《唐六典》记载，玄宗时河西道有屯田154屯，其中河西走廊境内有98屯，“赤水三十六屯”，赤水即赤水军。《元和郡县志•陇右道》凉州条注赤水军曰：“凉州城内，管兵三万三千，马三千匹”,唐代情况依《通典》记“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据此，“赤水三十六屯”，计1800顷，也就说明凉州屯田数量最少为1800顷,仅次于甘州屯种的2500顷土地，成为河西第二大屯田区。

 三、唐政府前期统治者积极经营凉州产生的影响

 唐前期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军事、行政手段,同时配合大规模屯田,使凉州地区的政治安定，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对整个唐王朝西部边地的安全起到很好的巩固作用。应该说这一时期政府对凉州的开发经营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对此史家多有研究,此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唐王朝对河西进行大规模屯垦经营固然与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巩固边防、稳定统治。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对凉州的任何经营措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必然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是战争对凉州的影响。正如前述,唐前期政府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安全，曾以凉州为基地或围绕凉州展开过对突厥、吐谷浑以及吐蕃等少数民族的战争。有战争就有破坏，况且这些战争大多是唐王朝倾尽全力与少数民族展开的决战，其破坏度之大可想而知。贞观十四年（640年）伐高昌,历时不过一年，褚遂良即已指出：“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整个河西是这种情况.“土沃人富”的凉州由于“供役”之重情况会更差。更甚者是由于战争，河陇人民不堪忍受,只 好“忍弃粉榆，转徙他乡，佣假取给，浮窳求生”,从凉州战争频繁的形势来看，其地人口逃匿亦会为数不少。大谷文书2835号《长安二年三月为括甘、凉、瓜、肃所居停沙州逃户牒》载：“今奉明敕，逃人括还，无户问第高下，给复二年。又今年户，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逃人若归，苗稼见在，课役具免，复得田苗。”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唐政府为招回逃户给与其相当优越的条件，由此可以推测,凉州等地的户口减少已影响到生产，否则统治者不会采取这种措施。更重要的是大批的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的逃匿或迁徙，影响到的不仅是生产，对凉州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原来开垦的大片土地由于无人耕种而抛荒，这些土地在无任何植被覆盖的情况下,在河西地区普遍相对干燥的气候影响下，极易退化,甚至发生沙化。

 其次是屯田等一系列经济开发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里所讲的负面影响主要是指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对石羊河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前面已经叙述过，唐代前期，凉州成为河西第二大屯垦区，“在天下富庶无如陇右”、各州县都有大规模屯田的河西，凉州屯田规模可见一斑。大规模的屯垦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必然消耗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这便使石羊河流入下游平原的水量减少。下游绿洲本身就处于风沙前沿， 较之中游绿洲其生态环境更为脆弱,潜在沙漠化的因素更强,很容易招致沙漠化的发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李并成先生考证,唐代石羊河流域设置过六县，除武威位于石羊河下游绿洲以外,其余五县（姑臧、神乌、嘉麟、昌松、天宝）均位于中游地区,即使是武威县也仅存在27年即废弃。之后，唐政府在其地以东设白亭军。根据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记载，唐代白亭军一千七百人，而上引《元和郡县志》所记,位于凉州城内的赤水军管兵三万三千人，两者比较，赤水军管兵人数是白亭军的近20倍。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石羊河下游地区不仅不具备设州置县的条件,甚至已经不能供养大规模的人口。况且两汉时期曾在现今下游的西沙窝的北部和南部分别设置武威、宣威两县,可见当时这一地区的环境尚好,至唐代石羊河下游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当是这一时期土地退化.生态环境恶化所致。

 由上可见,唐前期统治者经营凉州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维护当时国家安全、促进凉州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政治、军事为直接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开发,对石羊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之战争本身的破坏性，可以说，唐代前期统治者的这种经营对包括凉州在内的整个石羊河流域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栾晓丽）

——原载于李并成  张力仁主编《河西走廊人地关系演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