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据点是邺，今河北临漳。这是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大据点，既是军事据点，又是政治据点，还是文化(各民族文化)的据点。老实说，北方据点应该是洛阳，但当时的洛阳经历了八王之乱和刘聪、石勒等的折腾，你杀进来，我杀出去，已经不像个样子了。北魏孝文帝那一段短暂的“升平”，已经只是残迹了。所以后起的英雄，就要另觅去处。

　　曹操选定了邺，石勒也选定了邺，高欢也选定了邺，这其中必有道理。这里是北方大族赵郡李氏世代蕃衍的地方。再往北一点，就是清河、博陵二崔氏的地面。在中世纪，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不管你手底下有多少兵马，你总离不开世家大族，他们有庄园，有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有数不清的依附农民，这些依附农民既可征来打仗，又会做买卖。旧史书把这段历史叫“五胡乱华”。这提法不妥。因为胡乱华，华也乱胡；乱之外还有治，胡治华，华也治胡。后来，人们使用一个新辞叫“胡汉杂糅”，这比较妥贴。这个“糅”，不仅指血统上糅，更重要的指文化上的糅，儒道跟佛糅，胡语同汉语糅(现代汉语中留有不少胡辞，久而久之，也就同于汉辞了)，这样糅来糅去，就糅出了灿烂的盛唐文化。

　　第二个据点，就是凉州。凉州这个据点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谁选定的(在起初，也有张轨选定的偶然因素)。偌大一片大西北，总该有个中心吧，人们就选中了凉州。自“四郡”到“五凉”，“五凉”之中最要害的是前凉。试想张氏前凉，传了九代，76年，虽然最后几代也有不太像样的统治者，但总的看，还是稳定的，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一，它以儒学为宗，保持着汉文化的正统，并以之为基础，以与诸少数民族文化相杂糅。第二，它一直奉南朝为宗主，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有稳定的标志。以此二者为基础，它与它周边的民族搞“胡汉杂糅”。须知，大西北的“胡汉杂糅”与中原的情景不太相同，中原的“胡”是大股的，充满着征服的性能；西北的“胡”，种姓比较复杂，但征服的性能相对较弱，这样就使得西北的杂糅中汉文化的凝聚力就较大些。

　　由于稳定，经济也有一定基础，于是铸造并流通了五铢钱。这件事影响很大，很广。东边的和南边的人，都认为五铢钱是九洲大地上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它会使人想起了汉武帝时候的兴盛，也会想到货币交换经济对比起自然经济的以物易物来具有的生活上很大的方便。

　　当时，有相当顺畅的一条通道，从武威到金城，再觅道由嘉陵江到长江，顺流而下，达于建邺。政治使节走这条路，跟着商人也走这条路，西域僧人也走这条路。从史料中我们看到，一些西域僧人在祁连山稍作停留，转到金陵的名刹中当了主持。我们还看到，凉州文人的著作被献到南朝来，《宋书》中就保存着这些书的目录。

　　现在说第三个据点。它是建邺，后改建康，即现在的南京。它除了南北交战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胡”的问题，从而也就不存在“胡汉杂糅”的问题。它是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迁，在待开发的江南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现场。在开发过程中，自必有冲突，也有融合，从其中逐渐形成了所谓江南的文化。这里儒家的基础较薄弱，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较重，所以这里人们的思维能力较之北方有所不同，比较敏锐；在文学方面词藻的积累和使用也较富丽。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其实，南方有南方的衰和溺，北方也有北方的衰和溺。以思想说，北方溺于儒而南方溺于佛、道，在文学方面，南方词藻为盛，而思想骨架比较软，多靡靡之音。等隋、唐南北统一，两方互作补充，这种地域上的差别也就慢慢地消融了。

　　至于这三个方面的政权，大都是些不成气候的统治者。北齐高欢的6个儿子交替坐桩，充满了放肆的杀戮和奸淫。南朝也是中央威权不振，凭几个军阀在那里互相伙并、篡夺。对比之下，还算凉州方面比较稳定，前凉的张家，西凉的李家，北凉的沮渠家，表面看它们间也有些冲突，但宏观来看，它们是互补的，形成了以河西儒学和河西佛学为主要内容的河西文化。这支文化，不能不承认在组成盛唐文化中，占有着它自己的一定的一个构成部分。

　　盛唐之后，经安史之乱，西北的兵防削弱了，西北的少数民族的势力又强盛起来。其中首先是吐蕃，其次是回鹘，再其次是党项。它们比公元4、5世纪的鲜卑和“杂种胡”来，其征服的性能却强悍得多了。于是在9、10世纪，河西走廊的东头和西头是吐蕃占据着，中间是回鹘占据着，北面又兴起了党项族的西夏。这样，当年三据点之一的凉州，其影响力就自然而然地逐渐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