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文化的基本特证
发布时间:2019-12-04
凉州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农耕文明为主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后经戎羌、乌孙、月氏、匈奴崛起,游牧文化代之而起。之后,周人兴起关陇,秦汉统一中原,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相继传入并融合发展。在这之前,凉州文化呈自然状态。以张骞通西域和汉朝设郡置县为标志,丝绸之路开通,迎来了凉州发展的新纪元,以农牧并举,胡汉交汇的汉文化广泛传播并不断兴盛。由于凉州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结合部,属西北内陆干旱区,其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物产基本相同,经常处于羌、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和汉民族反复争夺的区域,处于中原传统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空间。自汉代经五凉短暂而重要的独立(割据)至唐代,凉州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格局经过西汉至魏晋的准备,五凉至北魏的初创到隋唐时期的兴盛而基本形成;唐末五代至宋(西夏),中原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而凉州又进一步融入吐蕃、党项、回鹘文化血液;元、明、清之后,凉州文化中虽然也融入蒙古族、满族、回族和阿拉伯民族的成分,但从时间和空间上、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上完全与中原文化相始终。凉州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积淀,深深地打上西域文化、游牧文化、青藏文化、宗教文化烙印,既是中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创新,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民族特征和宗教特征。
1.传统性与多元性并存。由于凉州特殊的区位优势,既有小块绿洲与河谷小平原,又有草原和山地,具有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天然条件,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胡汉民族争夺的重点,既为商贸流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中西文化、胡汉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创造了条件。因此,凉州文化在保持中原文化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接受了各游牧民族的文化;西域、中亚、南亚、阿拉伯乃至欧洲的文化,最先传入凉州;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萨满教,也是最先传入凉州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这些,使凉州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异彩纷呈。就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
2.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开放和兼容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凉州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堪称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它地处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的土壤当中,同时又处于西域诸国的边缘,由于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经济的对垒与冲突,多种文化传统的交融与借鉴,多民族的长期争战和相处,多国别的长期兼并与统治,以迁徙、战争、生产、生活、互市、通婚等形式为媒介,必然造成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典章制度、民族情感、乡风民俗的破坏与重塑,互相取长补短,彼此交流融合,最终使优秀的、适用的、符合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东西得以保存并传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碰撞、交流、融合中,使各自的文化传统得到升华,最终达到默契、趋同。
3.尚武与崇文并存。凉州近边关、近草原、近京都(长安),多民族、多战争、多武将,历史上一直是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争夺的重点,同时也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后汉书•西羌列传》:“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羌族是炎帝的后裔,是华夏汉人的祖族之一。由此可见,尚武不仅是西羌的特点,也扩展并渗透到凉州各民族的血液中。因此,凉州在历史上形成从军习俗和崇尚武功、崇拜英雄的价值取向。包括凉州在内的关陇地区尚武之风源远流长,早在汉晋时期即有“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鸮,寇贼消”、“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等民谚。这些民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好勇尚武精神这种价值取向的结果。没有地域民风的形成,没有民众的普遍追求,没有尚武的群众基础和优良传统,武臣从何而来,将军从何而生(参见前述军事文化内容)。勇猛尚武之风,使得凉州人朴实敦厚,性情豪爽,重视友情,同时也将战争生活融入日常生活,养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饮食风尚。喝酒必须进行战争式的争斗(猜拳)以决输赢,劝酒非让客人喝个酩酊大醉方肯罢休,浑身洋溢着阳刚之气和尚武风格。我们还可以从古凉州辖区中的许多历史地名如武威、武兴、武始、安西、金城、张掖、西平、镇番、平番等中不难看出“耀武扬威”、“靖平敌戎”的文化意蕴。
同时,凉州又是崇文的。汉代以后,公私学校勃兴,崇文之风蔚起,社会风俗趋变。五凉时期,凉州已经是一方崇文多士之地,在姑臧和敦煌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对五凉之后的北魏乃至隋唐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储备。与此相符的是凉州各州县学校、书院、文庙兴起。武威文庙是目前全国文庙中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庙学合一的大型建筑群,诞生于斯的敦煌学、西夏学、简牍学等国际显学都与凉州蔚然兴起并代代相传的崇文风气息息相关。今天的凉州城,仍以“书城不夜”自慰。
4.质朴性与保守性并存。河西归汉以来,儒学统治思想及其价值体系始终是凉州文化的主体。但是,与此相比,凉州文化更注重简约实用而较少繁文缛节,长期并存的多种文化的影响与多民族的交流融合,使凉州文化兼具汉文化与西域文化、游牧文化之长。河西地区草原旷野、高山峻岭、瀚海戈壁等荒凉苍桑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的驰骋游牧、强悍率真、居无定所的人文气氛,共同影响和造就了凉州人质朴无华的文化性格。体现在生产生活中,农牧业简单粗放、靠天赐予,居住土房热炕、窑洞板屋,饮食多面少菜、粗茶淡饭,服饰褐衣土布、简约朴素,出行或安步当车、或以畜代步。这些无不是质朴风尚的直接反映。
兴也经济,衰也经济。唐代以后,我国人口分布重心和经济重心逐渐由北方转向南方。安史之乱前,北方的人口和经济超过南方,安史之乱后,南方开始超过北方。13世纪之后,政治中心东移,离凉州越来越远。从中唐至宋(西夏),由于吐蕃等民族进入,丝绸之路中断,当年“无数铃声遥过碛”(张籍《凉州词》)、“人烟扑地桑柘稠”(元稹《西凉伎》)、“文物当年似两京”(张翙《凉州怀古》)的繁华凉州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河湟没尽空遗丘”(元稹《西凉伎》)、“遗民肠断在凉州”(白居易《西凉伎》)、“姑臧宫阙已成灰”(张翙《凉州怀古》)。特别是宋代以后,经过数次人口迁徙,南方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再加上海洋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中国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彻底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商贸流通失去依靠。明朝时期,出于军事防务的需要,两次关闭嘉峪关,人为地阻隔了中西交通。河西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战乱频仍,自然环境不佳,也使商贾们望而却步。到了近现代,凉州农业基础薄弱,自然资源匮乏,既不沿边也不靠海,更没有大工业,完全成了荒凉偏僻的内陆,加上政治腐败,军阀混战,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干旱、少雨、多风并存,经济发展缓慢,面临人口激增、交通落后闭塞、水利工程废弃、天灾人祸不断出现的局面,生存压力加剧,家族意识、小农意识、轻商意识、故土情节、宿命观念纷纷抬头,并逐渐占据人们的心灵。重闲适、易满足,小富即安、不富亦安,贪图小有、不求大成,因循守旧,不求变通,“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成为大多数凉州人的从众心理和现实表现,当年(主要是汉唐时期)意气奋发、开放向上的凉州文化变得封闭、保守、落后,日趋边缘化,日益失去特色,造成了凉州人质朴无华、简单粗放、崇尚实际、自满惰性的文化特点。(王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