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政权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前凉张轨和西凉李暠出身于汉族世家，后凉吕氏、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分别来自氐、鲜卑和匈奴族。五凉政权辖境分布着众多的民族，除了汉族、氐族、鲜卑族、匈奴族，还有西域胡人、突厥、吐谷浑等。他们错居杂处，相互学习，不断交流，促进了河西各民族的大融合。  

一、农牧并行推进民族交流

五凉时期，一些游牧民族不断移驻河西，开辟出新的牧场，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五凉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从前凉张轨开始，采取“劝课农桑”的举措，发展农耕经济，这种措施被其他四凉政权继承。统治者采取劝课农桑、徙石造田、运土植谷、 广田积谷、兴修水利、开放苑囿、假民公田等一系列措施，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粮食单产达到了与中原地区持平的水准，出现了“中仓积粟，数百千万”的景象。建立南凉的鲜卑族本是游牧民族，但也重视农业生产，专门设立主管农业的官吏“大司农”。同样是游牧民族匈奴族的北凉沮渠蒙逊曾下书曰：“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表达了对农业的关注。农牧并行，相辅相成，为多民族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

二、中西交往推动民族交流

魏晋时期，来自异域的文化与输入河西地区的中原文化不断融汇，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间的交流。

一是商贸交流活跃。五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在河西走廊上频繁地进行着。建兴元年（313 ），张轨采用索辅“立制准布用钱”的建议，大大方便了商业贸易，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更加畅通。“凉造新泉”的铸造与流通，进一步反映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景象。青海省西宁市城隍庙街出土的两枚波斯萨珊银币，印证了五凉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状况。当时，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粟特人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的粟特文信札，记述粟特商人以武威为大本营，前往洛阳、邺城、金城、敦煌等地从事贸易活动的情况，从侧面展现了姑臧城的繁荣景象。

二是乐舞交流频繁。五凉时期，西域乐舞传入河西。在流传过程中，天竺乐、龟兹乐、西凉乐以及从中原地区传入河西的清商乐等四乐盛行，争鸣于世。前凉张重华时，就有天竺乐伎来到河西。吕光征伐西域时带回龟兹乐，先在河西流传，后传播至中原地区。西凉乐，是龟兹乐在河西地区流传过程中与河西音乐元素或汉族清乐元素加工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乐种。与乐舞有联系的是杂技百戏。吕光在西域时，采其剧目，带回许多“奇伎异戏”。可见，西域乐舞经河西地区交流融合，然后在北方地区迅速传播，大大推进了中原地区文化艺术的丰富与变迁。

此外，武威天梯山石窟北凉时期菩萨壁画、敦煌“早期三窟”壁画、河西魏晋墓壁画和丁家闸五号墓壁画等，反映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特征。

三、文化教育增进民族交流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各民族都重视文化教育，形成了文化教育多元化的格局，增进了民族交流融合。河西地区自前凉张轨始，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开始振兴文化教育。此后，无论是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普遍敦崇儒学、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倡导私学。前凉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南凉统治者鲜卑族秃发利鹿孤“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北凉统治者匈奴卢水胡沮渠蒙逊“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论谈经传。”《魏书》载，凉州“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四、人口迁徙促进民族交流

五凉时期，人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晋书·张轨传》载，永嘉之乱，京都陷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迁徙到河西的中原及其他地域人口不下二十万。史书记载较大的人口迁徙事件有十几次之多，如太兴三年（320），晋宗室南阳王司马保死后，“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永和五年（349），“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后秦弘始八年（406），秃发傉檀“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等等。陈寅恪先生也认为：“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交流融合。

作者简介：

李元辉，甘肃武威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独著或合著有《汗血宝马》《话说五凉》《天马长歌》《诗文话天马故里》《凉州贤孝之二十四孝》等，先后在《甘肃日报》《民主协商报》等发表文史文章300篇，主持完成省社科院单列课题3项。2022年荣获武威市第二届“天马工匠”